然而，目前我国宪法上并无环境权的明确规定。

常见的定期主动报送数据的类型，如平台内经营者的身份信息和纳税相关信息、网络安全检测评估和监测预警信息、业务信息等。在个案查办中，监管部门在调查涉嫌违法行为时，需要平台提供双方交易账号、商品或服务的名称、交易金额、订单号等数据信息，以对具体案件进行定性，并确定处罚额度。

因为公共利益极易被滥用，公共利益作为典型的不确定性概念，使得准确界定其内涵与外延成为不可完成的任务。因此，无论是政府临时要求报送的数据，还是平台日常主动报送的数据，都应当有助于正当目的的实现。在数据使用过程中，政府相关部门不得随意改变数据报送请求的原初目的，不能随意向第三方泄露，更不得用来非法交易。在大数据时代，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建设数据强国，关键就在于数据的流动和充分利用。但无论是私主体还是公权力主体，获取数据的目的必须正当，获取数据的方式必须合法，获取数据的范围都存在边界。

二、数据报送义务的证成：社会连带关系与公共利益 尽管数据报送的法律与实践尚存弊端，但从理论角度分析，平台承担数据报送义务的正当性并无异议。平台根据不同政府部门、司法机关的临时协查请求，而报送相关数据。政务处分的产生并不是行政处分的简单取代或者升级，而是中国特色监察制度和监察立法的体现，它建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权力监督与制约体系，并由一套符合中国宪制的权力配置理论支撑，形成符合中国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的法理。

任免机关、单位已经给予处分的，监察机关不再给予政务处分。第一，政务处分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内部管理与监督关系。由此可见，具有党员身份的公职人员存在较为严重的违纪或者违法均需要给予党纪处分和政务处分，但党纪处分先于政务处分适用。所以，管理职位是确定公职人员的基本标准。

可见，公务员的违法行为，可以在政务处分与行政处分之间作出选择，因为两者的性质均属于内部纪律处分，具有融通性。因此，应当归于职务类处分。

如财政部制定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本办法适用于中央和国家机关以及参公管理的事业单位，不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参照本办法执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以下简称《公务员处分条例》）规定，受到行政处分的公务员有权要求复核和申诉，此种复核和申诉是行政机关内部的救济机制，对复核和申诉不服的不能提起行政诉讼。其次，政务处分共有6种，可以实现对公职人员违法行为轻重程度处置的覆盖。（一）《监察法》和《暂行规定》明确适用监察处理的情形，不适用政务处分 所谓监察处理是指监察机关对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只适用监察处理的公职人员及其违法行为作出的处理措施。

在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没有作出决定以前，监察机关不能作出政务处分决定。但《监察法》规定，公办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属于公职人员，这些事业单位的非管理类工作人员只有在受委托行使公权力时才具有公职人员的身份，所以政务处分只适用于事业单位的管理类工作人员，并不适用于非管理类工作人员。《检察官法》第47条规定的10种违纪违法行为。本条没有列举的涉及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纪律规定的党内法规、党政联合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和政府机关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均属于监察机关适用政务处分的依据。

[17] 四、政务处分适用的情形 公职人员在什么条件下应当受到政务处分，《监察法》第11条和第45条均规定，政务处分适用于违法的公职人员。党纪处分与政务处分的轻重程度由处分的种类及其相当性决定，党纪处分与政务处分的种类并不完全相同，党纪处分为5种，而政务处分为6种。

[1]独立监察权的设立表明反腐败体制中国模式的自我完善与系统升级，[2]国家监察权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与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并列的第四权。这些监察处理措施与《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若干规定（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有关村民委员会领导班子成员、国有企业工作人员违反纪律的处理措施相同。

党纪处分与政务处分的轻重程度相当，其目的在于防止两种纪律处分适用畸轻畸重或者以一种处分代替另一种处分，保障党内监督与监察监督衔接贯通。该规定对监督事项的确定比较概括，但监察机关监督公职人员是否违法，主要监督公职人员是否遵守法律、法规对公职人员的纪律要求，而规定公职人员纪律要求的规定往往具有专门性，一般来说属于组织法的范畴。所以，监察机关对公职人员作出的政务处分可以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这是依宪监察原则在监察实践中的体现，其基本导向是通过监察法治实现法治反腐。内部惩戒处分是行政机关内部，上级对有隶属关系的下级违反纪律的行为施加的一种纪律制裁。政务处分的性质是内部纪律处分，因为政务处分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是内部管理与监督关系，而且政务处分与行政处分之间的关系是共存与互补关系。

[11]公职人员的职务违法构成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在党纪处分和政务处分之后，应当将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由人民检察院适用《刑事诉讼法》追究刑事责任。[12]凡监察机关监督覆盖的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以及其它行使公权力的人员均为政务处分对象，即《监察法》第15条列举的人员。

《暂行规定》对监察机关适用政务处分规范依据的规定，是对《监察法》第11条的具体化，体现监察机关依法规范行使监察权的理念与价值目标。如果公职人员的职务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但依法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可以适用开除公职的政务处分。

监察体制改革后，政务处分是监察机关运用的纪律惩戒措施，除政务处分外，还有《公务员法》确立的行政纪律惩戒措施和国有企业、公办事业单位的纪律惩戒措施。政务处分是纪法衔接和法法衔接的支点。

如果公职人员的违纪违法行为已经调查核实，且在本级监察机关干部处理权限范围之内，可以对该公职人员作出政务处分。第四种形态是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案件，是违纪违法构成职务犯罪的案件，只占监察监督案件的极少数。第二种观点认为，政务处分的对象是违法违规的公职人员。二、政务处分的法律性质与特征 （一）政务处分是监察机关对公职人员的纪律惩戒措施 对政务处分的法律性质大致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政务处分是监察机关对公职人员采取的外部法律制裁措施。

其理由有三，一是有关人员并非公职人员。（一）《监察法》上的违法首先是指公职人员职务违法 监察机关对公职人员的监督，首先是对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调查与处置。

监察处理措施一般适用于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公职人员的违纪违法行为轻微，不需要适用政务处分，且具有党员身份的违纪违法公职人员已经根据党内法规受到提醒谈话或者诫勉谈话处理，可以根据《监察法》第45条第1款之规定采取谈话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检查、诫勉。但事业单位的非管理类工作人员则不属于监察对象与公职人员，虽然他们具有事业单位编制并且由国家财政支付薪酬，但并不从事管理工作，不行使公权力，因此不属于监察对象，监察机关不能对这些工作人员的违纪违法行为适用政务处分，只能由本单位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对违纪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分。

第二种是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此类规定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党内法规和党内规范性文件，如《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第24条规定，政府直属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国有金融企业领导人员的问责参照适用，而问责可以启动党纪处分和政务处分。

《监察法》第11条列举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7种情况：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根据《监察法》和其它法律、法规的规定，政务处分的启动依据有：一是《监察法》程序条款。政务处分的规范依据之所以具有多样性，是因为《监察法》对政务处分适用的依据、条件以及如何适用没有做出明确规定。从而明确确立了政务处分事后二级审查机制，为政务处分施行的公正性和公平性提供了制度保障。

但由于适用对象资格、法律法规的特别规定以及监察机关处置权限等限制，政务处分对某些公职人员或者公职人员的某些违法行为排除适用。同时，监察机关与其它国家机关的公务员之间的关系构成一种外部的管理关系。

[5]第二种观点认为，政务处分是对公职人员采取的外部纪律惩戒措施。第三种观点认为，政务处分是监察机关对公职人员采取的内部纪律惩戒措施。

第三，政务处分与其它纪律惩戒措施均适用内部救济手段。[14] 政务处分对象的判定是准确适用《监察法》的前提，在确定政务适用对象时必须既考虑《监察法》第15条、第45条的规定，又要研究《暂行规定》对《监察法》有关条款的解释，还要综合考虑政务处分的性质及其在监察处置中的地位与作用。